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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同心 豈能同行

 不能同心 豈能同行
 
說到蔣介石就會想起第一夫人宋美齡,但據說蔣最愛的女人叫陳潔如。蔣初見她則心動不已,對她進行瘋狂追求,最後終於贏得美人歸。
 
他們2人的婚姻持續了7年,蔣為了他的大好河山決定與宋美齡聯姻,讓潔如避走異國他鄉。潔如自然百般不願意,蔣發毒誓稱他與宋不過是政治聯姻5年
後必與潔如恢復關係,潔如只得順從,豈料蔣宋二人的這段政治聯姻卻穩如泰山,一直相守到老。
 
青春年少時看這個故事會想:蔣宋即便相守,卻定是不幸福。
如今想來卻是未必。事實上就婚姻而言蔣宋二人才是最佳伴侶。
 
陳潔如在其自傳中表示,她並不期望蔣有太大建樹,只想相安無事過平凡的日子,就此想法便知,即便沒有宋的出現,蔣陳2人經過甜蜜期後,迎來的必將是不斷的紛爭。
 
蔣是何等的野心,他需要的不是尋常賢妻良母,他需要的是能助他功成名就的女人,宋不論家庭背景教養乃至長相都與他博大的野心相匹配。
 
一個明媚的微笑就能成就一段動人的愛情,可婚姻卻是實在的,生活與電視劇最大區別在於,電視劇中男女主角歷經千辛萬苦終於結婚了,此時這幕戲即已閉幕。
 
而生活中男女主角走進婚姻,這幕戲才剛拉開序幕,往後漫長的歲月裡,柴米油鹽醤醋不到終老決不算劇終。
 
曾看過一段視頻:宋在美國用流利的英語做演講,蔣坐其邊上,蔣注視她的眼神是幸福的、尊敬的、欣賞的,他們既是夫妻又是盟友更是戰略夥伴,這樣的關係怎能不穩如泰山。
 
最牢靠的婚姻關係不是怦然心動、風花雪月,而是思想深處的價值觀乃至外在條件的匹配,婚姻找的不是最心動的人,而應是最合適的人。
 
但青春年少時怎會有這般淡然通透,也許青春也正因那般迷亂的不顧一切才具有別樣的風味。
 
潔如22歲與蔣分手,鬱鬱寡歡,終身未再嫁,65歲獨自客死異鄉,她用40年的時光來追悔這7年的歲月。
 
如果可以忘卻,如果可以放下,總不至於孤獨終老,總不於淒涼至此,可她卻用一個更大的錯識來紀奠曾經的錯誤,瞑瞑中究竟是誰決定了誰的命運?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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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榮耀的巔峰,李安卻告訴所有人,他眼中的自己是“一個沒用的人”:他, 兩次高考落榜,卻意外步入舞臺生涯;他,從紐約名校高分畢業後,遭遇“畢業即失業”;他,在美國做全職“家庭煮夫”,整整六年;人往四十歲走,他才華滿 腹,卻只能在劇組守夜看器材,做苦力。  他“不好意思再談什麼理想”,卻不知理想已深埋心底。 導演李安以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,講述了自己電影生涯第一個十年的追夢歷程:   從電影系畢業後,李安在家蝸居六年,主要負責燒飯帶孩子。有時候也出去到劇組打打工,做些零碎事情。  
 
惠嘉對我最大的支持,就是她自己獨立生活。她沒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。當然她賺的還不夠用,因為研究員只有微薄的基本薪水,有時雙方家裡也會變相接濟一下。我一直不想讓父母操心,我們家從來不談錢,但爸媽也會寄錢來給我們 救急。  
 
我拍片後,許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個什麼樣的賢內助。 有一次,北一女北美校友會因為她是“李太太”頒發傑出校友獎給她。 她對“妻以夫貴”的事情很不以為然,在致辭時就很不上道地一語道破:“我只是不管他,leave him alone.”其實這正是我最需要的,她給了我時間與空間,讓我去發揮、去創作。要不是碰到我太太,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我的電影生涯。  
 
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諾大學時,前去世界青少棒冠軍賽為臺灣榮工隊當啦啦隊加油時認識的。 
1978年8月3日,我到香檳城伊大報到,不久就和一群留學生開車到芝加哥附近的蓋瑞城去看青少棒冠軍賽,那年榮工隊獲勝,我們同車比鄰而坐,因而認識。   1983年8月19日,我們於相識五周年紀念日結婚。在紐約市政府公證。婚禮派對還是蠻特別的,很多《喜宴》裡的情景都是我結婚實況的翻版。 
 
林惠嘉是她家最傑出的孩子,先後就讀再興、北一女、臺灣大學,是伊利諾大學博士。 我們結婚時,岳父和她二姐來,她二姐從聖荷西自家花園裡摘了兩朵巨大的新鮮玫瑰,還綁上松枝及別針,好讓我們這對新人當胸花。 沒想到這個妹子一看那麼大朵花:“要我戴樹啊!”當場發飆不肯戴。還是伴娘羅曼菲機靈,正當大 家亂成一團時,她跑到樓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氣的小花,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。 
 
好友王獻篪穿條短褲,開我們的車子送我們去紐約市政廳註冊結婚,因為路不遠,其他賓客步行前往。沒想到王獻篪走錯車道,一下就彎上了布魯克林大橋,當時
正逢交通堵塞,結果我們繞了一大圈,等我們到達時,他們早在半小時前就到達會場了。 
 
王獻篪去停車,久等不來,負責照相的馮光遠外出打電話詢問,來回不到兩分鐘,他回來時,我和惠嘉已經彼此互道“I do”行禮完畢,結婚照也沒照到,就這樣亂七八糟地結過了。 有一年,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無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,頓時驚呼:“啊!那年你居然敢結婚,也不 翻翻皇曆跟八字對一下,你那年結婚一定搞得亂七八糟!”  
 
不過晚上的婚禮派對倒是十分浪漫別致,我們在好友鄭淑麗租來的舊倉庫工作室開派對,十分熱鬧。大家盡心地佈置場地,羅曼菲和王獻篪從高速公路邊摘了大 束野花來,電影道具、佈景都成了現成的裝飾,因為沒冷氣,便從友人處搜刮了一堆電風扇來,擺在房屋的四周送風。大家在客廳裡跳舞,背面大片牆面成了銀幕, 放映我的畢業作《分界線》,還蠻特別的。   遠從台南趕來的爸媽,坐在一張大紅被單鋪成的床前,接受我和惠嘉的磕頭跪拜,正跪拜完,媽媽突然掉下眼淚拉著惠嘉的手說: “惠嘉,我們李家對不起你, 讓你結婚結得這麼寒磣,我們老遠從臺灣到美國一點用也沒有。 ”
 
這一幕,後來成了《喜宴》裡的情景。而那張紅床單,收藏多年,在《喜宴》裡也派上用場, 成了趙文瑄[微博]和金素梅新婚夜的床單。 此外,《喜宴》中新郎新娘啃吊雞脖子等戲碼,我們也領教過。  
 
不過一想起拍《喜宴》時,我給戲裡的新娘挑禮服、化妝打扮,我太太都沒有經歷過這些,我心裡就有著罪惡感。 我一直覺得喜宴很荒謬、很假,它是一種社會表態的儀式,其實跟婚姻沒什麼關係。惠嘉是個不愛俗套的人,我在婚禮前兩個禮拜還在忙著拍畢業作《分界 線》,所以這個婚禮被我們搞得一團糟,其實也是下意識對喜宴儀式的一種反抗。 但父母千里迢迢地從台南飛至紐約,沒想到我這個李家長子的婚禮居然如此的不莊重,讓父母很傷心。我才發覺,喜宴的形式雖然荒謬,但人投入的感情卻是真的,這也引發我之後拍攝 《喜宴》的靈感。  
 
婚後我和惠嘉人隔兩地,她繼續念書,我在紐約剪輯畢業製作。1984年5月,我還在等畢業作沖印出來,大兒子阿貓誕生時,我這個爸爸還 不知情地在紐約 公園裡玩棒球、丟飛盤。直到晚上回家,才知太太已經生產,第二天趕忙搭機飛去伊利諾看妻兒,當我傻傻地衝進醫院時,大家一見我來都高興地鼓 掌。 原來頭天 半夜惠嘉獨自進醫院時,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,她說:“不必。”問要不要通知友人,她也說:“不必。”她感到羊水破了,自己開著快沒汽油的車子來 到醫 院,院方還以為她是棄婦。所以老二石頭出生時早產,我就特別盯在一旁,她還是頻頻趕我走:“杵在這兒幹嗎,你又不能幫忙,你又不能生!”擠孩子出生時,我 去拉她的手,她還把我擋開,讓我一點參與感都沒有。
 
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補性格,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,不太懂得照顧自己和別人;太太性情剛直專注、獨立聰明, 和她所學的微生物科學理性中帶細膩的性質很像。
 
在生活裡,不論我的事業處於低潮或高峰,我們的感情一直差不多,相處上也沒太大差別。 在精神上,她以前比較痛快,從前她工作忙,我依賴她;我出名後,現在她有時候要出來做李太太,打攪了她的工作。 
 
我覺得,夫妻間相處不是一成不變的,都需要做適度調整,甚至以變化來保持不變。以前我在外面謙卑,回家一樣謙卑。現在我在外面比較神氣活現,回家再謙卑,就覺得是在調整,其實是保持不變。
而每經歷一次成功,又要做些調整。像現在,不論坐地鐵或上街,老是被人認出
來。去中國館子,都沒法子坐下來安靜地吃頓飯。 
 
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紐約法拉盛的華人區去買菜,我把菜裝上車,太太到停車場對面的路邊買西瓜,有位臺灣來的太太對她說:“你真好命,先生現在還有空陪你來買菜!”  
“有沒有搞錯啊,是我今天特別抽空陪他來買菜的!”
那位太太聽到我太太這麼說,半天接不上話。其實以前她就很少陪我買菜,現在也一樣。不過她管家有她的一套,兒子們服服帖帖,我也很服氣。 中國人造詞很有意思“恩愛”恩與愛是扯不開的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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